第5版(文件·报告·回忆录)
专栏：

铿锵磊落一男儿
——深切悼念王任重同志
李尔重　王克文　栗栖
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，也怀着敬佩的心情追念他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王任重同志。
他走过了75年的生命里程，接受了60年党的教养，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，革命铸造了他的共产主义价值观。他无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存在，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归去。
在困难面前“有我”
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王任重同志时刻记着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，严以律己。在衣食住行上，他除了组织规定的以外，从来没有额外要求；职位高了，不摆架子。1960年，国家处在困难关头，湖北也处在困难之中，粮食要上调，财政要上缴，完成国家任务，困难就要留给自己。任重同志毫不迟疑地满足国家需要，劝大家“主动承担困难，干部带头，每人每月节省一斤粮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”。党的利益第一，全局的利益第一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从来没忘记过“我是共产党员”。
任重同志把“工作、学习、写作”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。他认为：“工作就是解决问题，要把问题解决好，就得不停地学习；学习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善于认识问题，这就要不断总结经验，写作是总结经验的重要手段。”解放初，湖北的许多干部文化水平不高，理论基础不厚，在任重同志“三统一”的号召下，一批干部提高了文化理论水平。任重同志除了在党代会或人代会上的报告，是集体讨论、预先写成的以外，平时的重要讲话，也是集体讨论、自拟提纲；至于即席讲话，更是自立提纲了。他要求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写报告自己动手，不要秘书代劳。他认为“新事物天天出，新问题天天有；旧认识已成过去，新我天天向旧我挑战”。在学习上，任重提倡“向我挑战”，提倡“新我”否定“旧我”的精神，心中时刻记住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”。
任重同志对马克思、列宁的经典著作，读得认真；对若干中国史籍，读得认真；对毛泽东选集，读得认真；他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。他读书是为了提高自己，改造自己，增加实事求是的本领，不是为了寻章摘句，不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。
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任重同志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出现，地位高了，并不把自己摆在别人头顶之上。他主张“领导者必须以平等待人”，“必须推心置腹、互相交心，欺诈权术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有的”。他愿意听集体讨论，敢听逆耳之言，就是带有咒骂性的责备的话，只要是出于好心，他都能平心静气地听下去。错了的事，他勇于担担子、改过，不诿过于人；对了的事，他不抢功劳；从整体上看人之长，发挥别人长处，不因一短而废其长；坚持有原则的团结，又不板着面孔压人，自由自在地来往，不搞庸俗低级趣味。把民主集中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，党员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。1958年，湖北最先宣传什么“亩产三万六千斤”、“粮食多得无处放”、“吃饭不要钱”等，这个“浮夸”在全国造成了不良影响。1959年3月，任重同志先在省委扩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，然后他领导湖北党组织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“压缩空气”的指示，到1960年全国还在困难之中时，湖北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。任重同志对工作中的失误，认识得快，改得坚决。1959年1月，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，为了救急，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，中央办公厅得了这个消息，对市委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给予处分，任重同志代市委承担责任，向中央做了说明。
在名利面前“无我”
我们跟任重同志共事几十年，常常在地位升进时听到他说：“其实，我们与自己的地位是不相称的，只有兢兢业业，力求少犯错误。”1942年，冀南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阶段，组织上决定干部下放，加强基层领导。任重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委员、宣传部长，组织派他去四地委，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。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时，他担任了省委第一书记，许多代表议论，要把他列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，他知道后，到各组劝说：“不要提我，要提像李达同志那样的老同志。”陶铸同志调到中央，中央任命任重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，他又说：“我怎能比得上陶铸呢？”
他不为追求名位溜须拍马，捧上压下，不请客送礼，不搞关系网。他认为“阿谀奉承，歌功颂德，报喜不报忧，是一种很坏的作风”。1954年冬，湖北省接待毛主席、刘少奇副主席、周总理，省委、市委几个人陪着吃了一顿饭，吃的是饺子，喝的是饺子汤，没有一盘菜。以后，湖北曾多次接待毛主席。毛主席自己吃饭时，每餐四小盘菜，其中一盘辣椒，如果是夏天，有一盘咸鸭蛋；要是与一两个人同吃，也只把菜的分量加多一点。
在湖北工作的干部是从许多“山头”上来的。在李先念同志领导时，分不出界限；任重继承了李先念同志的领导风范，还是不分彼此，无亲疏远近之别。在这里，歧议相析，团结和谐，生气勃勃。党内如此，对党外人士也如此；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如此，对知识分子也如此；对革命前辈如此，对青年一代也如此。在这里，真正是“东西南北皆兄弟，赵钱孙李是一家”。
在名利面前，任重实践了一个党员的“无我”精神。
在工作面前“忘我”
任重临终前的忘我劳动精神，报上写过了。这忘我劳动是任重同志一贯的作风。作为一个党员，他肯为党的利益生，为党的利益死，为党的利益做。在党的利益面前，他肯付出一切，忘掉“自我”。
1954年武汉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洪水，为了保卫武汉市的人民和财产的安全，全市几十万人民在堤上昼夜防守，谱写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。作为市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任防汛总指挥，跟大家一样，滚在泥里水里，在指挥部里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
在中央号召领导干部下去实行“三同”时，他下到乡里蹲点，与群众一起劳动。
他的生活规律是：白天开会或到基层考察，夜里要办两件事：一是批阅文件，二是读书写日记（或笔记）。批阅文件他是认真的，仔细阅读、形成自己看法之后，才斟酌批语；他批阅的文件，一类是工作中的文件，还有一类是湖北独有的文件“龚同文”，“龚同文”是他组织的一个杂文小组，由小组自写或组写杂文，评论工作中的得失长短，他自己也是作者的一员。“龚同文”写作的目的，在于锻炼干部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。任重认为：“实事求是”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，但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信守“有的放矢”的原则，必须读马克思主义之书，取得射“的”之矢，同时要看到和尊重客观实际的存在，看准了“的”，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它；“射”的过程就是“求是”的功夫，要做到“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”。不学马克思不行，读了书不去“求是”不行，读书领悟得多，“求是”的功夫下得多，革命的理论水平才能真的提高。他写日记或笔记也是作为学习的功夫。毛主席曾借用孟子的“心之官则思”的话，号召大家多用脑袋考虑问题，不要偷懒，也不要大而化之。任重在写日记或笔记时，思考着各种问题，剖析着各方的经验，从已经印了的“读书笔记”中，可见一斑；但这并不是他写的日记或笔记的全部。
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任重同志经受了许多折磨，但他对党无怨言，对毛主席敬为伟大领袖。对于文革中的严重错误，他还是直言不讳的，他“不为尊者讳”，也不因文革之错而否定毛泽东之伟大，他是从社会发展史、中国近代革命史中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比较中，从全面地历史地看人看事的过程中，表露出对毛主席的真实崇敬之情的。任重在这个过程中，没有想个人的恩怨，或个人的利害得失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为了贯彻执行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的总路线，他根据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新发展、新情况，研究了许多问题。1979年1月20日他写了“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”，4月3日他写了“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几点意见”，7月15日他写了“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”。总之，直到他临终的前夜，也没有停止对党的事业的思考和劳作。汇集成书的、得了全国图书荣誉奖的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》一书，记载了1979年以来他的忘我劳动概况。
王任重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无产阶级革命家，胸怀坦荡，光明磊落。他归去了，党和人民怀念他，大家认为他走得太早太快。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话，还是对的。前一句说出了不可避开的自然规律，后一句道出了人生应有的价值。任重用无产阶级战士的丹心，谱写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的“汗青”。为我们留下了可敬的典范、光辉和力量。他静静地无愧地走了。我们应该学习他，像他那样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奋斗，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恢宏、发展、壮大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。
“死而不亡者寿”，任重同志和所有的革命先烈一样，永垂不朽。